亞洲家族辦公室的新競賽，比的不是稅率

過去十年，亞洲各金融中心爭取家族辦公室的方式，大致是同一套劇本：更低的稅率、更寬的門檻、更快的設立流程。

今年，劇本開始改寫了。

透過協會參與的國際網絡，這一年與亞洲各地夥伴交流時，我最深的一個觀察是：幾個主要金融中心幾乎在同一時間，把「影響力」從家族財富的附加選項，移到了制度設計的核心。它們的做法各不相同，背後的邏輯卻驚人地一致。

香港：監理機關自己下場寫報告

今年三月十日，香港金融研究中心——香港金融管理局體系下的研究機構——發布了一份報告，標題直白得不像官方文件：《Beyond Wealth：透過慈善、影響力投資與風險管理，推進香港的家族辦公室生態系》。

報告的數據是這樣的：香港受訪家族辦公室中，從事慈善的比例預期將從 45% 增加到 64%，從事影響力投資的比例將從 30% 增加到 43%；另有 91% 的受訪家辦已在香港進行投資。政策建議包括善用大灣區的跨產業網絡、推動「私人社會投資」，以及強化人才培育。

我認為這份報告最重要的地方不在數字，而在出身。

全世界很少有監理機關的研究單位，親自把「慈善」與「影響力投資」寫進家族辦公室生態系的成長主軸。這件事的效果是框架性的：當監理機關說「家辦的下一步是慈善與影響力」，金融業的商品與服務設計自然會跟著調整。

這份報告也不是單獨存在。香港同時有投資推廣署的專責單位 FamilyOfficeHK 負責招商、香港財富傳承學院負責人才培育、慈善研究院推動亞洲慈善研究、政府主辦的「Wealth for Good」峰會負責國際能見度。今年修例時，還把碳權與排放額度納入家族投資控權工具的合格資產。招商、人才、研究、慈善、論壇，五件事是一起做的。

新加坡：不強迫，但讓做的人更容易

新加坡的做法更精巧，因為它完全不談道德。

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對家族辦公室的 13O 與 13U 稅務優惠，設有一項「資本部署要求」：基金必須將至少 10% 的管理資產、或一千萬星元（取其低者）投資於本地標的。合格項目除了本地股票、債券與私募股權，也明確包含氣候相關投資，以及涉及新加坡金融機構的混合金融安排。

最關鍵的是倍數設計：投入混合金融的優惠資本以 1.5 倍計算，深度優惠者以 2 倍計算；捐給混合金融結構的補助，則以 2 倍計入本地營運支出。

請注意這個邏輯：新加坡沒有要求任何家族做影響力投資，只是讓做這件事的家族，更容易達到稅務優惠的門檻。在新加坡，做影響力配置不是「多付出」，而是「取得資格」與「降低成本」。

配套同樣完整。淡馬錫信託旗下的亞洲慈善聯盟（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），承諾金額已突破十億星元，每年舉辦亞洲慈善峰會；官方支持的財富管理學院（WMI）則經營家族辦公室社群，並承辦「亞洲改變者中心」。

日本：先畫出一張共同的地圖

日本走的是另一條路，但同樣值得細看。

日本的影響力投資餘額已達 18.65 兆日圓，較前一年成長 8%。更有意思的是成長的來源：85% 來自既有機構加碼。這不是一個靠新玩家湧入撐起來的市場，而是參與者持續加深部位——成熟市場的典型訊號。

日本做對的是三件事同時進行：金融廳與經濟產業省設立「影響力聯盟」，把監理機關、金融機構、企業與學界召集到同一張桌子；民間的 GSG Impact 日本國家夥伴每年發布市場調查，讓所有人看同一份數據；公共年金 GPIF 把影響力導向納入永續投資政策，由公共資金帶頭示範。

沒有共同的體溫計，就不會有共同的目標。日本的起點，其實就是一份每年固定發布的調查。

市場端：家族辦公室正在「兩極化」

這些不只是政策宣示，市場確實在動。

香港 Sustainable Finance Initiative 今年八月發布的調查，樣本是 121 位亞太及其他地區的家族辦公室代表與資產所有人：86% 已有部分永續配置；把超過五成資產配置於此的比例，從去年的 17% 跳到今年的 27%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方法的轉變：採用「系統型投資」的比例達 31%，首度超越機會型配置；過去常見的切割式做法，則從 18% 降到 13%。意思是，亞洲的家族辦公室不再把影響力當成投資組合角落裡的一小塊，而是開始把它變成整體配置的邏輯。

該機構執行長 Katy Yung 的說法很精準：「家族辦公室不只是在承諾影響力——他們正在為此兩極化。」做的人愈做愈深，還沒開始的仍在門外。

這份調查也有誠實的一面：只有 36% 表示報酬符合或超過預期，54% 認為現在評估還太早。這件事沒有那麼浪漫，也不需要被粉飾。

亞洲家族最缺的，是衡量

九月初，Bridgespan Group 與香港慈善研究院、洛克菲勒基金會、蓋茲基金會合作的研究，調查了 20 個經濟體的 186 位富裕人士與家族，其中有兩組數字特別值得亞洲家族注意。

第一組是結構：亞洲約 94% 的財富屬於第一或第二代（全球平均 85%），約 95% 的亞洲家族仍掌控創造財富的事業（其他地區為 68%）。亞洲家族比西方家族更年輕，也更貼近產業。

第二組是缺口：超過八成的亞洲家族只報告「產出」——蓋了幾間學校、訓練了幾位老師——而「成果」，例如學習成效實際改善了多少，在所有群體中都不常見。

換句話說，亞洲家族的慈善不缺錢，缺的是衡量。這也是影響力投資與傳統慈善最根本的差別：前者要求在一開始就定義成果，並持續追蹤。

三條路，同一個邏輯

香港用研究與生態系定義方向，新加坡用誘因降低成本，日本用國家級平台建立共同語言。三條路看起來不同，背後是同一個邏輯：

制度不改變人的動機，只改變路徑的成本。

而這也意味著，亞洲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正在換題目：從「誰的稅率更低、門檻更寬」，轉向「誰的資本，能被證明創造了什麼」。

台灣在這場競賽裡的位置

台灣推動亞洲資產管理中心兩年，成果是實在的：金融業資產管理規模增加 10.62 兆元，完成 52 項法規調適，承作高資產財富管理的銀行從 12 家增加到 21 家；銀行的家族辦公室顧問業務與百年信託的稅制共識，也陸續到位。

但在這場新的競賽裡，台灣還沒有把「影響力」說成自己的語言。

台灣其實有一項別人沒有的條件。Bridgespan 研究裡那個 95%——亞洲家族仍掌控創造財富的事業——在台灣更為明顯：上市公司逾七成、非上市逾九成是家族企業。許多金融中心吸引的是流動的金融資本；台灣擁有的，是掌握產業能力、供應鏈關係與製造知識的家族。這種資本一旦轉向，能改變的不只是投資組合，還有整條產業鏈。

台灣不需要複製任何一條路。但值得先回答的是：在這場亞洲的新競賽裡，我們希望別人記得台灣的，是更低的門檻，還是更有能力證明自己創造了什麼的資本？

作者為台灣影響力投資協會常務理事，並為 SIC 永續影響力投資合夥人、倍恩資本董事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