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济成长创半世纪新高，但那不是多数人的台湾

今年七月底，主计总处公布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12.92%，上半年合计成长 13.72%，是 1976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随后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到 11.05%，创三十九年新高。台股站上四万五千点，国际指数公司接连调高台股权重。

这是一组让人振奋的数字。但只要再往下拆一层，就会看到另一个台湾。

以今年第一季为例，出口成长 51%，其中电子零组件与资通产品贡献了 71% 的成长；二十四类出口产品中，仍有十二类衰退。第二季的资本形成成长 15%，主要动能同样来自半导体设备投资。而最关键的是就业——电子与资通产业只占台湾就业人口的 7.7%。

换句话说，超过九成的工作者，站在这波高成长之外。

会议室里反复出现的同一个问题

过去几年，我以台湾影响力投资协会常务理事的身分，有机会坐进许多立场不同的会议室。协会本身没有任何商业行为，也因此能让不同立场的人坐在一起。

有时是和银行、资产管理业者讨论，财富管理的商品架上，能不能出现真正说得清楚“这笔钱改变了什么”的选项。有时是和家族企业的两代人坐在一起，谈传承之外，家族的钱还想做到什么。有时是和学界与专业服务业者比对国际标准，也有时是在主管机关的座谈中提出民间的观察。透过协会参与的国际网络，我们也持续和亚洲各地的伙伴交换制度经验。

这些场合的参与者，关心的事情各不相同。但讨论到最后，常常会落在同一个问题上：

台湾不缺钱。但钱，没有流到需要它的地方。

先说清楚：这不是在检讨半导体

台积电是台湾的国家级资产，它的成功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运气之一。我要谈的不是产业本身，而是资源配置的单一化——当公共财政、资本市场、人才供给与社会注意力都朝同一个方向倾斜时，其他领域会发生什么事。

集中度已经是常被引用的数字：台积电一家公司占台股市值约 42%；它在 2025 年的用电量约当台湾全年用电的 10.2%。这些数字本身都是成就，但它们也在无声地定义一件事——什么叫做“重要的产业”。

一级市场，最早被挤压

除了协会的角色，我也以 SIC 永续影响力投资合伙人的身分，参与新创与早期投资。这个位置让我看到一个总体数据里不容易被看见的现象：资源的集中，不只发生在产业之间，也发生在市场之间。

先看全球。今年上半年全球创投投资达 5,021 亿美元，已经超过 2025 年全年；但第二季有七成资金流向 AI，种子轮件数单季减少近三成。KPMG 的统计更直接：第一季五笔 AI 巨型交易，就吸走全球近六成的创投资金。钱变多了，拿到钱的公司却变少了。

台湾的情况更值得细看。经济部 FINDIT 平台统计的 2024 年全年资料显示，创投参与的投资件数一年减少近 15%，海外投资人减少 35%，反而是国发基金的参与件数增加三成——公部门正在补民间撤出的位置。企业与企业创投参与了七成的交易，而台湾的企业资本，很大一部分本身就在半导体与硬体供应链里。今年五月，一位已完成 A 轮募资的创业者在媒体投书指出，本土出资人高度集中于半导体与硬体，应用端的新创“拿不到第一张天使轮支票”，A、B 轮的中段资金也在萎缩。

二级市场的热闹，又把这个挤压放大了一层。台股 ETF 规模在今年八月初达到 7.5 兆元，光是今年就增加 3.6 兆元，受益人数合计超过 1,850 万。当一档市值型 ETF 就能提供亮眼的报酬和随时可卖的流动性，要说服出资人把钱锁进一支十年期的早期基金，机会成本从来没有这么高。一份追踪 2021 年以来三百家新挂牌公司的研究更发现，台湾创投的超额报酬有一半以上，是在公司上市“之后”才实现的——就连创投自己最好的报酬，也有一大半落在二级市场。

在早期投资的现场，这两股力量叠在一起的结果很具体：半导体与 AI 硬体之外的新创——气候、医疗、教育、社会创新——要拿到第一笔和第二笔资金，比几年前难得多。而这些，恰好是台湾下一个十年最需要的解题者。

教室与社福现场

同样的倾斜，也出现在教室里。过去五年，全台高中语文资优班的学生减少了 41%，从 907 人降到 531 人。大学端，理工领域学生占 48.4%，五年增加 4.4 个百分点；人文领域只剩 18.1%。少子化是全面的，人文的萎缩却是偏向的——学生不是变少了，是被引导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
社福现场则更急迫。今年四月，监察院纠正卫生福利部，点出社会福利委办案的六大缺失：委办案中照顾服务员的时薪上限是 200 元，市场行情却在 250 到 500 元之间，差额由非营利组织自行募款填补；核销款项可能延迟六到十个月。

在一个经济成长创半世纪新高的国家里，照服员的委办时薪上限是 200 元。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，很难不让人觉得哪里出了问题。

环境与人文则是另一种缺口：成功本身带来的外部成本，目前没有被任何人的资产负债表承接；而翻译、出版、地方文史这些“消失之前没有人会注意到”的东西，也不会出现在 GDP 的任何一个栏位里。

四种资本，各有各的限制

把这些放在一起，会看到同一个结构：它们都不是“没有人关心”，而是“没有适合的资本工具”。

政府预算有排挤效应，社福预算的成长追不上整体经济的规模。机构投资人受受托人责任约束，不能为了社会目的接受较低的报酬。慈善捐款总量有限，而且高度集中。创投本应承担早期风险，却正同时被产业集中与二级市场的高报酬双重挤压。

这不代表无解。但它提醒我们：缺的不是更多的钱，而是另一种性质的钱。

一股被低估的力量

在海外，这类缺口往往是由一股特定的力量先补上的：愿意等待、愿意承担早期风险，也愿意跨越“投资”与“公益”界线的资本。国际上称之为耐心资本，或催化资本。

它不只有一种样貌。在美国，是基金会把捐赠基金的一部分投入与使命相关的投资——福特基金会就曾承诺拨出最高十亿美元；在新加坡，是政府以制度诱因引导家族办公室投入气候与混合金融，淡马锡信托旗下的亚洲慈善联盟汇集的承诺已逾十亿星元；在日本，是金融机构与公共年金在主管机关召集下一起进场，把影响力投资规模推到 18.65 兆日圆。

家族、基金会、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公共资金——出资者各不相同，扮演的却是同一种角色：在市场还不愿意进场的地方，先走进去。

这股力量的价值不在规模，而在性质。一支早期基金需要向出资人解释为什么不去买 ETF；一个想清楚自己要促成什么的出资者——不论是家族、企业还是基金会——则不需要。

台湾也需要这股力量

我相信台湾也需要，而且条件并不差。

台湾有全世界少见的产业密度，中国信托与政治大学产学合作的家族办公室研究指出，上市公司中超过七成属于家族企业，非上市企业更超过九成；有正在订定永续承诺与供应链减碳目标的企业；有规模庞大、正在寻找永续配置的金融与保险资金；也有国发基金与部会基金已经开始尝试的公私共同投资。这些参与者手上握有的不只是资金，还有产业能力、客户关系与通路——正是能让一笔早期投资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。

缺的，是把它们接起来的共同语言与机制。

钱在移动的时候

未来十年，台湾会有一大批资产同时进入重新配置的时刻：家族企业的交棒——两成家族企业负责人已超过六十五岁，八成五的高资产客户已启动或正准备启动传承规划；企业面对供应链减碳的新要求；金融机构追赶永续金融的目标。

钱在移动的时候，方向最容易被改变；一旦重新安顿下来，就很难再动了。

这些决定，会在家族会议、董事会、投资委员会与政策会议里安静地完成。我希望在那些房间里，除了报酬与风险之外，也有人问出这一句：

这笔钱，除了继续赚钱以外，还想让台湾的哪一个地方变得不一样？

繁荣不会自己找到需要它的地方。那得有人带路。

作者为台湾影响力投资协会常务理事，并为 SIC 永续影响力投资合伙人、倍恩资本董事长。文中对早期投资市场的观察，来自作者参与 SIC 投资人社群的经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