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洲家族办公室的新竞赛，比的不是税率

过去十年，亚洲各金融中心争取家族办公室的方式，大致是同一套剧本：更低的税率、更宽的门槛、更快的设立流程。

今年，剧本开始改写了。

透过协会参与的国际网络，这一年与亚洲各地伙伴交流时，我最深的一个观察是：几个主要金融中心几乎在同一时间，把“影响力”从家族财富的附加选项，移到了制度设计的核心。它们的做法各不相同，背后的逻辑却惊人地一致。

香港：监理机关自己下场写报告

今年三月十日，香港金融研究中心——香港金融管理局体系下的研究机构——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标题直白得不像官方文件：《Beyond Wealth：透过慈善、影响力投资与风险管理，推进香港的家族办公室生态系》。

报告的数据是这样的：香港受访家族办公室中，从事慈善的比例预期将从 45% 增加到 64%，从事影响力投资的比例将从 30% 增加到 43%；另有 91% 的受访家办已在香港进行投资。政策建议包括善用大湾区的跨产业网络、推动“私人社会投资”，以及强化人才培育。

我认为这份报告最重要的地方不在数字，而在出身。

全世界很少有监理机关的研究单位，亲自把“慈善”与“影响力投资”写进家族办公室生态系的成长主轴。这件事的效果是框架性的：当监理机关说“家办的下一步是慈善与影响力”，金融业的商品与服务设计自然会跟著调整。

这份报告也不是单独存在。香港同时有投资推广署的专责单位 FamilyOfficeHK 负责招商、香港财富传承学院负责人才培育、慈善研究院推动亚洲慈善研究、政府主办的“Wealth for Good”峰会负责国际能见度。今年修例时，还把碳权与排放额度纳入家族投资控权工具的合格资产。招商、人才、研究、慈善、论坛，五件事是一起做的。

新加坡：不强迫，但让做的人更容易

新加坡的做法更精巧，因为它完全不谈道德。

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对家族办公室的 13O 与 13U 税务优惠，设有一项“资本部署要求”：基金必须将至少 10% 的管理资产、或一千万星元（取其低者）投资于本地标的。合格项目除了本地股票、债券与私募股权，也明确包含气候相关投资，以及涉及新加坡金融机构的混合金融安排。

最关键的是倍数设计：投入混合金融的优惠资本以 1.5 倍计算，深度优惠者以 2 倍计算；捐给混合金融结构的补助，则以 2 倍计入本地营运支出。

请注意这个逻辑：新加坡没有要求任何家族做影响力投资，只是让做这件事的家族，更容易达到税务优惠的门槛。在新加坡，做影响力配置不是“多付出”，而是“取得资格”与“降低成本”。

配套同样完整。淡马锡信托旗下的亚洲慈善联盟（Philanthropy Asia Alliance），承诺金额已突破十亿星元，每年举办亚洲慈善峰会；官方支持的财富管理学院（WMI）则经营家族办公室社群，并承办“亚洲改变者中心”。

日本：先画出一张共同的地图

日本走的是另一条路，但同样值得细看。

日本的影响力投资余额已达 18.65 兆日圆，较前一年成长 8%。更有意思的是成长的来源：85% 来自既有机构加码。这不是一个靠新玩家涌入撑起来的市场，而是参与者持续加深部位——成熟市场的典型讯号。

日本做对的是三件事同时进行：金融厅与经济产业省设立“影响力联盟”，把监理机关、金融机构、企业与学界召集到同一张桌子；民间的 GSG Impact 日本国家伙伴每年发布市场调查，让所有人看同一份数据；公共年金 GPIF 把影响力导向纳入永续投资政策，由公共资金带头示范。

没有共同的体温计，就不会有共同的目标。日本的起点，其实就是一份每年固定发布的调查。

市场端：家族办公室正在“两极化”

这些不只是政策宣示，市场确实在动。

香港 Sustainable Finance Initiative 今年八月发布的调查，样本是 121 位亚太及其他地区的家族办公室代表与资产所有人：86% 已有部分永续配置；把超过五成资产配置于此的比例，从去年的 17% 跳到今年的 27%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方法的转变：采用“系统型投资”的比例达 31%，首度超越机会型配置；过去常见的切割式做法，则从 18% 降到 13%。意思是，亚洲的家族办公室不再把影响力当成投资组合角落里的一小块，而是开始把它变成整体配置的逻辑。

该机构执行长 Katy Yung 的说法很精准：“家族办公室不只是在承诺影响力——他们正在为此两极化。”做的人愈做愈深，还没开始的仍在门外。

这份调查也有诚实的一面：只有 36% 表示报酬符合或超过预期，54% 认为现在评估还太早。这件事没有那么浪漫，也不需要被粉饰。

亚洲家族最缺的，是衡量

九月初，Bridgespan Group 与香港慈善研究院、洛克菲勒基金会、盖兹基金会合作的研究，调查了 20 个经济体的 186 位富裕人士与家族，其中有两组数字特别值得亚洲家族注意。

第一组是结构：亚洲约 94% 的财富属于第一或第二代（全球平均 85%），约 95% 的亚洲家族仍掌控创造财富的事业（其他地区为 68%）。亚洲家族比西方家族更年轻，也更贴近产业。

第二组是缺口：超过八成的亚洲家族只报告“产出”——盖了几间学校、训练了几位老师——而“成果”，例如学习成效实际改善了多少，在所有群体中都不常见。

换句话说，亚洲家族的慈善不缺钱，缺的是衡量。这也是影响力投资与传统慈善最根本的差别：前者要求在一开始就定义成果，并持续追踪。

三条路，同一个逻辑

香港用研究与生态系定义方向，新加坡用诱因降低成本，日本用国家级平台建立共同语言。三条路看起来不同，背后是同一个逻辑：

制度不改变人的动机，只改变路径的成本。

而这也意味著，亚洲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正在换题目：从“谁的税率更低、门槛更宽”，转向“谁的资本，能被证明创造了什么”。

台湾在这场竞赛里的位置

台湾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两年，成果是实在的：金融业资产管理规模增加 10.62 兆元，完成 52 项法规调适，承作高资产财富管理的银行从 12 家增加到 21 家；银行的家族办公室顾问业务与百年信托的税制共识，也陆续到位。

但在这场新的竞赛里，台湾还没有把“影响力”说成自己的语言。

台湾其实有一项别人没有的条件。Bridgespan 研究里那个 95%——亚洲家族仍掌控创造财富的事业——在台湾更为明显：上市公司逾七成、非上市逾九成是家族企业。许多金融中心吸引的是流动的金融资本；台湾拥有的，是掌握产业能力、供应链关系与制造知识的家族。这种资本一旦转向，能改变的不只是投资组合，还有整条产业链。

台湾不需要复制任何一条路。但值得先回答的是：在这场亚洲的新竞赛里，我们希望别人记得台湾的，是更低的门槛，还是更有能力证明自己创造了什么的资本？

作者为台湾影响力投资协会常务理事，并为 SIC 永续影响力投资合伙人、倍恩资本董事长。